国家认同的电视话语建构

国家认同的电视话语建构

原标题:国家认同的话语建构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媒介发挥作用。

电视话语使认同的空间得以建构,族群情感得以维系,在传播中构建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

主流文化综艺节目是国家通过媒介将民族心理认同与国家政治话语相结合的典型产物,反映了媒介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在逻辑。

本文通过对电视文化类节目话语的宏观分析,发掘其对于国家认同建构的意义,以期对电视媒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主流价值观提供借鉴。

  文化类综艺国家认同话语建构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

①国家认同的形式与内容是世代相传的有关群体的历史叙事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话语之间妥协的产物。 ②在国家认同中,文化认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指对个体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 ③在当代,文化、历史、集体记忆是建构国家认同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而文化认同越来越成为形成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动力。 面对当前多元文化交织、并存的现状,借由媒介力量弘扬传统文化、建构和重构国家认同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必然选择。

  2017年以来,以《国家宝藏》《百心百匠》《见字如面》为代表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传统价值观与多样化的传播符号结合起来,在传统文化和社会正能量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化类综艺节目用创新的话语传播形式将具有凝聚力的传统文化与受众心理联结在一起,获得了广泛认可。   国家认同的基础:以技术为载体的文化时空拓展  话语作为一种建构认同的重要材料,在电视传播建构国家认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传播技术手段,将积淀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在特定的场景和空间中进行呈现,成型的电视样态展现了历史的流动;综艺节目的传播效应、剧场化的节目展现形式将空间传播范围大大拓展,实现了时间与空间话语的紧密结合。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如国宝、汉字、诗词、国画等文化符号与文化遗产亦是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具有历史延续性、永恒性、压缩性的特点,是英尼斯提出的典型的“时间束缚型文化”④,它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是中国人智慧和文化积累的结果,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然而,正如霍克海默、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文化元素一旦与现代科技结合形成工业体系,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的巨大力量,综艺节目这一电视媒介的传播极大地打破了这一限制,将历史记忆与当下语境相结合,以一种横向的维度创造了新的文化联结方式,是通过对文化符号体系进行空间的凝聚之后,再进行传播和发散来实现的:节目策划与内容的选择、编排,有限场景和声影技术的巧妙结合与运用,使得文化元素集中在特定空间中进行展示,又借助电子媒介实现了远距离传播,使广阔地域的人们同时共享这一文化形式,从而把文化传承的时间向度极大地压缩在空间的扩展中。 电视媒介技术实现文化的时空拓展,是建立认同感的基础。

莫利认为,“必须经年累月,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

”⑤综艺节目的消费具有共时性、共享性,社会成员分享由媒介制造的共同经验,从而使“集体记忆”得以形成。 而“集体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本依据,它的形成为提升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通过媒介的集体性参与,“我们”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性经验被生产出来,重现集体的历史记忆,为国家通过媒介强化认同提供了一个合理路径。

  国家认同的塑造:以文本建构实现仪式传播  文本建构是媒介中意识形态控制的惯用手段,文化类综艺节目中的国家意识形态正是通过电视镜头、人物行为、言语以及节目的巧妙编排、不同类型节目的串联等电视文本建构意义系统和理解框架,然后通过电视节目的输出而达到传播价值观的效果⑥。

  如《国家宝藏》中,明星守护人的设定,让严肃的节目有了娱乐的外壳,更具有接近性和亲和力;由明星演绎的小剧场历史故事,改变了过去文博节目的生硬教化,更“接地气”的同时完成了节目创新;最后通过采集的素人故事,将历史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清晰地展现了民族精神传承的时间脉络。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及家风,提出“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儿行千里》这档文化综艺即以“家风”为切入点,紧抓文化价值的亲情联系,用讲述的形式呈现平凡人的家庭故事。 半圆形舞台设计,环绕式暖黄色灯光,犹如母亲张开的双臂,将孩子紧紧地护在自己的胸膛,寓意为“不管孩子走得多远,总有一盏灯在守候你的归来。

”《喝彩中华》则聚焦于传统戏曲,旨在改变当下年轻人对于戏曲的曲解或偏见,让戏曲爱好者与戏曲大家同台演艺,使艺术瑰宝走近大众、走近生活,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创新。

  戴扬和卡茨进一步发展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将媒介事件与媒介仪式、电视仪式画上了等号,称这些事件为“电视仪式”“文化表演”⑦。 其中,“加冕”是确立权威,是政治合法性的电视仪式,依赖于对传统的信仰。 文化类综艺节目通过对文化标志与符号的聚焦,将其放置于“万众瞩目”的地位,运用媒介技术与策划编排实现电视的“加冕仪式”。 如《国家宝藏》的电视话语中对27件国宝的全方位立体呈现,赋予这27件国宝以万众瞩目的特殊地位及荣誉;《国学小名士》的答题形式要求选手围绕传统国学知识进行展示,并赋予优胜者以“小李白”“三国达人”等称号,传达了“国学中心”的隐喻。 正如英国著名的传播学者霍尔把电视话语传播看作是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他认为电视信息的解码过程和编码过程密切相连,“节目编码时已经考虑到要对解码时的受众进行影响、教育或规劝,使受众对所播放的电视节目产生概念上、认知上、情感上、意识形态上或者行为上的认同。

”⑧著名的“霍尔模式”提出“优先解读”的信息解读方式,即电视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为保障传播话语的内涵被受众正确理解,“优先解读”便成为其使命,使受众自觉地阐释并认同电视文本报道的内容。 电视话语与受众之间价值的联通就依赖于这种“优势解读”机制,在文化类综艺节目中,电视话语传播的既是信息,也是一种思想⑨。

如《国家宝藏》节目按照制作方和组织者的既定意愿设置框架,注入符号意义,保证符号被受众正确解读,场景的“中国红”色调、恢弘庄重的传统音乐和民族器乐的配合、故事情节与演艺编排遵循的价值塑造原则等等,均在合力促成对国家和独有文化话语的正确解读。 传播的仪式将历史、人物、精神贯穿在一起,传统的行为准则和道德风尚得以重申,民族精神的凝聚与认同被唤起,并参与制造了本民族的“英雄神话”,树立权威。 受众作为电视仪式的一部分,与仪式一起唤起了文化的核心价值,实现了一种媒体与受众间的承诺,形成了一种“集体记忆”。   国家认同的实现:抽象—具象—再抽象的价值观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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